冯姓男孩起名(冯姓男孩起名字内涵)

　　路在变,形态万千莫测；路边的人也在变,匆匆间“改头换面”。不论是否愿意,造就历史的人最终会成为历史本身,而街道却依然在横陈于城中。

　　可怜柴市卖饼家

　　普利街的乳名,唤作“柴家巷”。

　　明朝时,柴家巷一带名叫“沙苑”,人烟稀少,甚是荒凉。因靠近城区,每当晨曦初露,南乡的山民便肩挑车推着柴草,来此摆摊设点。

　　一阵阵吆喝与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,使原本冷清的“沙苑”日渐形成热闹的柴火市。时间一久,柴农、买卖柴火生意人便安居于此,有秩序地建造房舍,开设服务性的小铺和杂货店,形成“柴家巷”。

　　因柴而聚的巷子,却与书香气厚重的明代“文坛巨匠”李攀龙扯上种种关系。李攀龙的祖父李端从龙山镇迁徙到柴家巷一带,其时生活贫困无法自给,而他却有赌博的才能和运气,幸老天庇佑,“一掷箕钱数万”,自此生活有了转机,也为后代打下基业。

　　据济南文史研究者王军介绍,李攀龙晚年在大明湖百花洲王府后、碧霞宫西构筑的白雪楼,也称“湖上楼”。楼分三层,下为客室,中为书斋,上为卧室。楼北侧近临大明湖,西岸建有花园,南岸小桥卧波,东边矮屋短墙,俨然江南水乡风貌。

　　楼四面环水,靠小舟渡客。倘有官员来访,李攀龙一律不见,若是文朋诗友,则亲自撑船迎接。他有妾名蔡姬,善烹调,所做“葱味包子”,葱香浓郁而馅中无葱。众文友至白雪楼,她时常以葱味包子飨客。

　　蔡姬善做面食的绝技,也为她后半生埋下伏笔。据说,为官清廉的李攀龙,在死后无多余财,家道中落,其爱妾蔡姬、卢氏及儿媳冯氏在柴家巷居住,以卖饼为生,生活过得很艰难。

　　明末桓台诗人王象春,在万历三十一年(公元1603年)曾到柴家巷造访过李家女眷。看到当年聪慧如苏东坡小妾朝云的蔡姬,已颓然老丑,却依然带领李家女人以女红卖饼相依为命,再想到凋敝的白雪楼以及远去的楼主,王象春含泪写道:“荒草深埋一代文,蔡姬典尽旧罗裙。可怜天半峨嵋雪,空自颓楼冷暮云。”

　　清乾隆年间,诗人董芸来济,也寻访过柴家巷李氏后人,对其所见所闻的冷落衰败情景,亦发出至深感叹,并以《柴市》为名作竹枝词一首:“柴市归来日又斜,蔡姬迟暮倍堪嗟。罗裙典尽红颜老,断肠西郊卖饼家。”

　　商潮西延酒旗风

　　“如花”小妾也有年衰时,而柴家巷却朝气蓬勃地热闹起来。

　　老济南有句顺口溜:“东关胡饼西关酒,好汉出在南门口。”东关一带有大片农田,是济南的“米粮仓”,“胡饼”自然成其代称。南关为旧时屯兵之地,自古不乏“好汉”。北关一带,湖泊纵横,是济南的“菜篮子”。

　　而晚清时,东关、南关等繁华程度加起来,也远远不及一个西关。西关一带,集闹市、美食店、景点、交通要冲于一区,彼时已是商贾云集、店铺林立、车水马龙的商业中心,“西关酒”只是西关众多商号的一个缩影而已。

　　西关独领 *** ,绕不开济南修建的圩子墙。清咸丰十年(公元1860年),为防止北伐捻军攻城,官府在内城外(今护城河一带)的东、南、西三面修筑周长40里的外城,初为土圩,后改为石圩。圩子墙不仅为济南城提供了战略缓冲,还圈定了城关的区位。

　　当时的柴家巷却是一条普通民居小巷,虽名列“西关八大巷”,但与叮叮当当打铁声不绝的剪子巷、讨价还价声绕梁的估衣市街相比,有明显的凑数嫌疑。真正搅动柴家巷命运的,还要把时间的齿轮拨到1904年济南开埠。

　　110年前的济南西关,连接老城与商埠,这一大动脉却时有堵塞。交织的小街巷、狭窄的道路、西通商埠的两个圩子门都为西关堵塞提供了“便利”。

　　不通则痛,痛则思通。据王军介绍,官府的决心在1906年付诸行动,西圩子上增开普利门、麟祥门。增开的普利门,取“普遍得利”之意,位置恰在柴家巷西端。

　　柴家巷也借着开圩子门的东风,得以改造拓宽,宽7-8米,碎石路面,并顺势得到一个新的名字——普利门街,后改称普利大街、普利街。

　　落后的柴家巷开始腾飞,东端与之相连的估衣市街、筐市街、城顶街早已是商贸繁华之地,普利街开通后,商气像海潮一样迅速西延。

　　济南老城里,外地商人中,那些颇具眼光的投资客,也看中了普利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纷至沓来,在此置地设铺,普利街附近的小巷也成为他们的聚居地。一时间,商贾云集,商号、店铺、作坊如雨后春笋,普利街很快成为济南老城和商埠之间的“黄金走廊”。

　　新旧沉浮诚为贵

　　民国初年,是普利街最兴盛的时期。随着胶济、津浦铁路通车,为济南注入新动力,也给普利街的扩张“提速”。

　　彼时,普利街与西关的诸多街道一样,传统与近代交织,东方与西方碰撞,旧的沉淀,新的萌生,新旧杂陈,此消彼长,盛衰沉浮。

　　普利街上的传统商铺,其经营项目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,绸布、鞋帽、餐饮、旅馆、糕点、茶叶、杂货、瓷器、中药等。其中响当当的有鸿祥永布店、普华鞋店、老茂生糖果庄、泰康食物店、福祥茶庄、大生东杂货庄、廖隆昌瓷器店、大同药房、赞玉堂药店、厚德堂药店、永兴扬银号等。

　　如今,普利街东首路北,生意兴隆的草包包子铺也在上世纪40年代由西门太平寺街迁到这条“金”街上,扎根、扬名。草包包子铺的创始人张文汉是泺口人,自小在饭庄做学徒,生性憨厚老实,沉默寡言,干活卖力,故而被同门师兄弟取绰号“草包”,只让他做包包子的粗活。之后,张文汉迁入城内做包子,一时想不出响亮的字号,干脆以自己的绰号为店名。

　　在普利街生活了70多年的丁大爷回忆,改革开放前,每逢年过节亲朋好友团聚,或着乔迁“温锅”,能吃上“草包”便够高端,“如今,最令人心仪的还是那包着草包包子的荷叶清香。”

　　与草包包子铺隔街遥望,在普利街西首路南的鸿祥永布店。其时,济南绸布行有“五大家”之说,其中隆祥老号、瑞林祥、瑞蚨祥、庆祥四家均为章丘旧军孟家所开,独有鸿祥永布店为章丘明水马锡田开创。

　　经营了大半辈子商业的马锡田,与“草包”的诚实有大不同。第二次直奉战争时,官府为战争需要,将各个绸布行的布匹、绸缎等物资悉数搬到街上构筑工事。马锡田认为有机可乘,身带“永”字号大章,将工事中的布匹、绸缎统统盖上“永”字号大印。

　　战事结束后,各商家上街认领物资时傻了眼,全是“永”字号,自家却都是“祥”字号,只好自认倒霉。恰巧有“瑞蚨祥”的贵重皮箱,虽上面也盖“永”字号大印,可箱内有却有“祥”字标记,马老板不得不交出“瑞蚨祥”的大皮箱。

　　除了传统买卖,民国初年,济南先后开设火柴、制革、玻璃、染料、制碱、漂染等门类的18家企业。其中裕兴颜料厂在“五四”爆发、提倡国货的声浪下创设,产品一经问世,销路广阔。

　　其销售门市部就设在普利街,店铺西侧高大的照壁墙上,画有巨幅广告招贴——一个身穿长袍马褂、头戴帽垫的小男孩,手里举着一个小方盒,盒上写着“生生牌”煮青。“福地”普利街使“裕兴”成为当时山东乃至中国最早的大型化学染料企业。

　　那时许多进城的农村妇女,先奔普利街的门市部,买上几盒煮青,回家染衣服用。“生生牌”煮青以及后来生产的美女牌、爱国牌染料很快改变了农民土法染制衣服的历史。

来源 | 大众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