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姓女孩起名(傅姓女孩起名大全集)

我们七七届高中毕业生，是一批非常特殊的群体，小学6年，初中3年，高中2年，在校读书应该算11年。那是什么样的11年啊！从1966年到1977年是“文革”十年，我们的读书时期整个是“文革”产物。现在同学聚会，同学们发感慨：我们是知识学的最少的一拨儿，生活中也是最单纯的一拨儿。

我们出生在“大跃进人民公社”年代，刚懂事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从小就知道“饿”，知道买什么都要“票证”，售货员挺吃香，能多买点芝麻酱，还能买商店处理的食品。

　　我们本应该在1966年9月1日上小学，那时候毛主席接见上千万的外地“红卫兵”，北京市小学校都成了“红卫兵”接待站。我们在家“呆”了一年，67年与下一拨七八届一块踏进校门。

小学期间正是“文革”最热闹时候，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，几乎就没学过汉语拼音，语文课之一课是——毛主席万岁，整整连写带喊45分钟。那时和前苏联关系紧张，要“备战备荒”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，八、九岁的孩子搬砖和泥在小学操场里建防空洞。后来经常上着课就听见急促的哨音，我们就争先恐后的往防空洞里钻，搞防空演习，怕苏联用 *** 炸我们小学校。

到了1972年上中学，都是就近入学，谁也别挑学校，整班小学同学又变成了中学同学，还是那帮街坊“发小儿”。初中赶上“开门办学”，到工厂学工，到农村学农，每学期学习一个月。第二年刮起了大批“师道尊严”风，那时我们的榜样是反“师道尊严”的标杆儿“黄帅”和白卷儿先生“张铁生”。初三期间的班主任是一位只上过一年学的工厂老工人，属于“工人阶级领导学校”的产物。1975年6月可以考高中，结果全班90%以上都“考中”了。那什么样的高中校啊，就是“瘸子里拔将军”的本校“带帽高中”。高中两年期间一直是开卷考试，可以抄书，抄笔记，但不许交头接耳，就这还有许多同学不及格呢。

高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“文革”后的之一次恢复高考，我们班参加高考的同学全军覆没，抱怨说没见过这种题，更不用说解答了。那次考上大学的都是“文革”前老初中老高中，应届高中生几乎没有。

这就是我们的11年学生时代，“文革伟大成果”让我们是一点没糟蹋全“沾光”了。

我的同学们的家都住花市大街附近，大部分是普通工薪阶层家里的孩子。现在没有太出色的，但是也没有坏的让人深恶痛绝的。用一位同学的话说：我们这拨儿人吃过苦，从小就懂得过日子艰难，所以老实本分，踏实肯干。我们虽然知识不多，但我们能吃苦，有韧劲儿，而且适应能力强。我们由于从小参加劳动，很具有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，个个是过日子的能手。正是由于我们这一拨儿人的存在，社会安定了不少，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：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。现在把这些都体现到家里，大概，我们现在家也安定了，国自然也就安定了。

我十九岁那年高中毕业，学校负责分配工作。那时我们都向往到大工厂当工人，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到处是身穿工作服，脖子上扎着白毛巾工人形象的宣传画，当工人是最理想的好工作。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，各大工厂都不招工，等待我们的工作单位大都是些服务行业，还有环卫部门，几个有限的工厂招工名额都被走了后门。

我们有个同学，学习不好，但有个好叔叔，是北京内燃机厂劳资科干部，人家单位指着名字把他招走了，那时真让我们羡慕嫉妒。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，北京内燃机厂之一个倒闭，全体工人下岗。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我们毕业那年，学校分配组可能是工作最难做的一年，当时几乎天天都有学生坐在那里不走，因为分配的工作不满意。我有个同学因为分到粮店卖粮食，就在分配组哭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去了，因为越等工作越次。

眼看着同学们都有了着落，我却还没等到学校的通知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。那时我就想，就是去扫大街我也去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分什么高低贵贱。

我已经做好了到清洁队去扫大街的思想准备，没想到等着我的工作却是到副食商店去做售货员。别的同学都觉得售货员是伺候人的，低人一等。我可没这么想，小时候到副食商店去买东西，看见售货员熟练地包点心，包糖，很是羡慕，曾经幻想过要当个售货员，当时属于人人羡慕的“八大员”岗位之一，这次也算是心愿达成吧。

分配组老师准备要好好做我的思想工作，没想到我很痛快的答应了，老师很感动，逢人就讲：“看看人家，坚决要求去副食”。把我说的跟个先进典型一样。其实我并不是坚决要去，只是没反对而已。

爸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，建议我等半年，等爸爸的单位招工，到爸爸的单位去。爸爸的单位是个大工厂，还算是个军工厂，但是我之一次没听爸爸的话，到崇文区副食管理处报到了。后来爸爸的单位也倒闭了，真是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”啊！当然这也是后话。

我们那次分配到崇文区副食品公司的人很多，公司干部说我们是补充到那里的新鲜血液。我们经过体检，都被分到各个基层店。

我们先到到前门大街鲜鱼口基层店实习接受岗前教育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的技术标兵的表演，包茶叶的，包点心的，捆酒瓶的，称水果的……看得我们都摩拳擦掌，决心在这个岗位上大干一场，干出点名堂来。

几天的思想教育课之后，我被分到西打磨厂一家副食店水果组，当了一名卖水果的售货员。

到了那儿我就想起基层店领导跟我们说的话，有些老师傅是过去的买卖人，有着奸商的习气，让我们要警惕，不要被他们拉下水。

这个商店老师傅很多，我一时不知谁是师傅，谁是奸商，该怎样和他们相处。

我们水果组的组长是李师傅，一个中年妇女，手快嘴快。有个老师傅姓田，少言寡语，但很威严。还有个小师傅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姓池，整日嘻嘻哈哈。他们都叫我小张。

到现在，我都记得我之一次站柜台时的情景。

我站在柜台前，眼前来来往往的顾客让我感到很紧张。我又是新来的小姑娘，胡同里的居民都来看新售货员，这更是让我手足无措。

之一次卖货我就出了丑，顾客要买几个苹果，我笨手笨脚的把苹果放到称上秤出了分量，却半天算不出价钱。那时还没有电子称，只有台秤和手提秤两种。

几个苹果是一斤二两四钱，苹果一斤是三毛七，一两就是三分七厘，一钱是三厘七，然后又是乘法又是加法再四舍五入算出具体价钱，这些都需要口算，而且要快，称完苹果价钱就报出来，这对我刚出高中校门的学生来说真是挺难的。

顾客微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算”。他越是这样说，我越是算不上来，脸通红，鼻子尖冒汗。后来还是师傅看我真是算不上来了，替我解了围。单单这时有一个看热闹的单位调皮鬼，窃笑着对师傅说：“来了一个废物”。我想我当时肯定连耳朵都是红的，简直是臊的无地自容，虽然师傅一个劲儿的说那个小伙子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尊心很受伤，这件事对我 *** 很深，所以至今难忘。

不过到底是年轻人，脑子好使，学东西快，没多长时间，我的口念账就练出来了。时间不长，我就能自己独立的站柜台，而且自己蹬着平板三轮车，到前门大街去出摊儿。

夏天西瓜季节，我们商店在前门大街摆个西瓜摊儿，每天加班加点到半夜，没有加班费，所有的付出都是义务的。

那时的西瓜大都是切成块儿卖，所以挑西瓜至关重要。

　　开始我也切过生瓜蛋子，后来经过一点点的积累经验，我练久了挑西瓜的好技术。拿起一个西瓜，左手托着右手拍，左手感觉到震，再听听声音“嗡嗡”的就知是熟瓜。看看西瓜就知是什么品种，是皮薄还是皮厚，是本地瓜还是外地瓜。早花西瓜皮薄，一下刀就裂。黑绷筋儿暗绿色，皮厚，沙瓤儿。广西瓜长得像冬瓜，心儿里有空洞……

那时候的西瓜多是黑绷筋儿。一个夏天下来，我一个20岁大姑娘的面容也被太阳晒成了一个黑绷筋儿。

冬天卖储存白菜，夜里就睡在商店的地上，菜车来了，迷迷瞪瞪的从被窝里爬出来去卸车。那时正是北京大风降温的时候，我们每次都是冻得哆里哆索的，只有玩命的干活，才能让身子暖合起来。

白天不仅要挨家挨户的送菜，还要和那些矫情的顾客因为一级菜菜心不够瓷实的问题互相掰扯，那时一级菜每斤二分九，二级菜每斤二分七，还有定量，三四级菜随便买。收尾阶段我们都要推着三轮车满胡同吆喝着卖四级菜，我们每天走遍了多少条胡同，把一筐一筐的菜抬到人家的院子里，直到卖完店里所有的白菜。

我们组不忙的时候，我要帮着糕点组卖糕点，包白糖，包盐，包洗衣粉。年底还要和师傅到各家各户换新副食本。一年下来，我就成了全才，连入库出库做账都学会了。加之我的性格很内向，很少和顾客争吵，在顾客眼里我是个温和的小姑娘。我和师傅们打成一片，觉得他们都是好人，像我的长辈，把当初领导的话早就扔到了脑后。师傅也都很喜欢我，之一年我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　　（笔者综合网友“尘缘未了”的相关博文综合而成，笔者在这里表示感谢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