店铺起名诗(店铺起名诗经)

梅兰芳说：“作为一名好的演员，离不开鼓师、琴师和化妆师。”

在梅兰芳长达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活中，为他伴奏的共有三位琴师，徐兰沅、王少卿、姜凤山。

徐兰沅自1921年开始为梅兰芳操琴，两人合作了28年。他为梅兰芳排演新戏、创造新腔，促进了京剧音乐的发展，后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，解放前就已颐养天年。

王少卿系老生名家王凤卿之子、“通天教主”王瑶卿之侄，在伴奏乐器中增加二胡由他创始，此举丰富了京剧乐队的表现手段，为京腔京韵增添了新的色彩，他与梅兰芳合作了33年。

姜凤山为梅兰芳操琴的时间，集中在解放以后。梅兰芳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排演的献礼剧目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其唱腔设计就是出自他手，他和梅兰芳合作了12年。

姜凤山口述/任秀丽（红袖）整理

1923年九月初一，我出生在北京。小名叫进才，三叔的孩子叫进宝，那会儿不是穷嘛。

加入文林社带艺学戏时，叫姜文亭；嗓子倒仓了改拉胡琴，叫姜凤山；小嗓子喊出来以后开始唱旦角了，叫姜桐秋；不唱戏了又拉起了胡琴，又改叫姜凤山。那时随意，现在改个名字难着呢。

我家住在崇文门外手帕胡同54号，侯喜瑞也住在这个胡同。我家租住的四合院有三层，父母和我住在第三层。

我的父母是光绪年间出生的人，母亲是旗人，正黄旗。我舅舅在宫里当差，吃俸禄。姨兄姨弟见面时互相请安，就像老舍在《茶馆》里写的那样。

到了中华民国，皇帝没了，俸禄也就没有了。坐吃山空，家里的积蓄慢慢地也就花完了。

我父亲磨起了眼镜，给大明眼镜公司磨。磨眼镜很苦，全靠人工操作，脚踩着凳子，身边是砣子和砂子，因为胳膊肘老贴着干活，被磨得全是茧子。眼镜磨好了，就给大明眼镜公司送去，等于是它的工人。活虽然苦，可也挣不了几个，一副眼镜也就一百、二百的，靠这个维持生活。

我家是外行，在戏班里没亲戚。

7岁时，我在手帕胡同上私塾，不爱读书，老逃学。手帕胡同里,就是英子胡同，英子胡同有个茶馆，茶馆里有个票房叫“和声雅韵”,我就站门口听。我爱听花脸,就偷学了一出《托兆碰碑》。

票房里有个票友叫关鸿斌，见我老去，就问我:“敢不敢唱？”我说:“敢唱。”就上去唱了。唱完后关先生问：“跟谁学的？”“是从您那儿偷学的。”

我有个干爹，是父亲的磕头把兄弟，叫王福亭，他是个戏迷，跟叶春善（富连成班主）要好，常常带我去看富连成的戏。

8岁那年，我考过富连成，萧长华瞧我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就说：“你唱青衣。”我问:“什么叫青衣？”“就来小媳妇的那个，来娘娘的那个。”“不唱，我要唱花脸。”

关先生后来拜了侯喜瑞。侯喜瑞，架子花，靴子底三寸厚，坡度大，人穿上显得瘦溜、精神。论扮相，他的脸谱在花脸中更好看。嗓子有炸音，有气势，人称“活张飞”、“活曹操”，可有一出曹操戏他不唱，《逍遥津》（《白逼宫》）总是让蒋少奎替他。

关先生也给我找了个老师李福庆。那时拜师很简单，家里弄点小菜，喝点酒，磕个头，就算拜师了。之一出，说的是昆曲《芦花荡》，唱张飞。学了一年多，学了几出架子戏。

除了跟李福庆学，还去侯喜瑞家，侯先生先给关先生说戏，我看着，关先生再给我说。

光学戏不行，得登台唱戏，之一场戏是在广兴园唱的，还是《托兆碰碑》，老生是凤志鸿，高派。

1933年我10岁，在关先生的帮助下进了文林社，改名姜文亭（“文”字辈），带艺学戏。练功的时候，我比别的孩子溜，旋子能翻20多个。那时候，不懂什么叫苦，就知道练功，将来能养家糊口，能成好角儿，没别的想法。

那时候练功不看钟表，点一炷香，隔一寸画一道杠，杠到了，就换一个练。

开始是拿顶，拿完顶下来，活动活动腰，走走圆场，然后耗山膀，耗山膀也练腿上的功夫。看功老师是诸连顺，诸先生个子不高，不爱说话，拿着刀劈子站在旁边。

耗着耗着，胳臂肘就酸了，就开始耷拉，就要往下放。见你前弓后蹲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诸先生的刀劈子就下来了，不带说话的，“啪！”“啪！”打 *** ——不是有“打戏”这一说吗？有钱的人不学戏，穷孩子才学戏，好有口饭吃。

接着耗腿，也叫撕腿，靠着墙根儿坐在地下，把两腿撕开，撕得跟墙一般平。撕完了腿，起不来了，老师就按着大筋搀着你起来，让你蹲一会儿再起来跑步，活动活动大筋。

然后踢腿，左右腿，前后踢，踢月亮门，现在叫武功课。

踢腿完了翻跟斗，从虎跳开始，前小翻、鹞子、旋子等等，这叫毯子功，名义上叫毯子，其实没有毯子，就在地上铺块布。

我没有因为练功受过伤，可能是 *** 比较科学：练腰的时候，老师让你躺在他腿上，揉胸、揉腿；翻跟头的时候，用腰带兜着你；告诉你在台上演武戏的时候，不能犹豫，脑袋不能抬，不能张大嘴，眼睛要平看。

毯子功练完了，练把子功，先练枪，小五套，后练大刀,然后练对打，大刀和双刀,大刀和枪，刀下场、枪下场。

把子功练完了，练马趟子。

马趟子练完了，拉胡琴的师傅就来了，开始吊嗓子，老师拿戒方，拍着板，唱不好打手，嘴张不开胡噜嘴。

吊完嗓子，就被叫到屋里说戏，十几个人站在炕头。说的戏多了，《草桥关》、《白良关》、《太平桥》、《下河东》、《御果园》……

学会了就唱，学生唱戏没有戏单，就是海报，当街一贴：在哪演出，演什么戏。在科班，我那花脸，搁现在叫尖子。除了我，还有田文芳（旦角）、张文麟（老生）和张文麒（武生），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两大枚，现在叫津贴、补助金。科班管饭，吃的是官中饭，除了馒头就是米饭，菜也就那样。老师发给我们两大枚，就是增加补助，拿它能买一大枚烙饼和一大枚酱肉，吃得挺好的。

我学的是金派，金少山有戏，虽说不能场场必到，可老去听。

头一回，在华乐戏园（后改名大众剧场），《取洛阳》。勾马武的脸来不及了，他就把膛子先画出来，把绿脸勾上膛，勾个大概齐,唱一场下来再补齐。岑彭有一句唱:“腰中常挂三尺剑……”

他接了一声“哈嘿”，声音跟雷一样，嗓子大啊。个子又高，扮相漂亮。

有一回，在广和楼，他脚崴了，唱不了了，舞台上就戳出一个牌子：“金艺员因脚受伤，不宜登场，请诸君原谅。”他唱一出戏，前头且得加场子呢。观众知道他经常泡蘑菇，不答应，见不到人不行，见到了才心满意足。经励科到他家去请：“戏回不了，都等着您呢，唱几句就行！”到后台，先得喝碗豆腐脑，广和白家的，白博士的豆腐脑，还得多放辣椒油。一边喝一边勾着脸，有人给他穿靴子、披胖袄。那天唱的是《草桥关》，前面的戏他都没上，只唱了一场“万花亭”。两个“太监”搀着他上，他的脚瘸着，一共才唱了12句，可台底下这个叫好声啊。

广和楼在肉市那个胡同，左边就是前门大街。他唱戏的时候，你上前门大街听听，准听得见，尤其《连环套》里的那句“洋洋得意呀……”就这个声音传到前门大街，黄钟大吕啊！那会儿的剧场不像现在这么严密，四面都是窗户，隔不住声音。

也看杨小楼的戏，他当初学花脸。看他的戏，比方《霸王别姬》、《连环套》，我就觉着：亮相怎么那么威武，那劲儿。

金少山和杨小楼，这两个霸王，都是好霸王。看他们扮什么样儿，扎什么靠，怎么出场。

还有孙毓堃、刘宗杨这几个武生的戏，我也看。

杨小楼跟孙毓堃，这两人的《挑滑车》，没人这么扮。

孙毓堃的高宠，起霸时靠牌子冲台下、里靠冲外，看着很新鲜，提溜起来和别人不一样。之一次看到的东西，记得特别清楚。

杨小楼的枪花特清楚，表示这枪很沉，翻身亮相就齐活。关公的大刀，高宠的大枪，霸王的大枪，不是随便耍出来的。还有李克用的大枪，九九八十一定唐刀。

杨小楼的《金钱豹》，有一场武打，是跟猴子，他抛叉，猴得接住，接着还得摔一髁子。那天在广和楼，这叉扔到了尽头，差点都快到观众那了。迟月亭来这猴，脚蹬栏杆，把叉夺了回来，没法甩髁子了，走了一身段，就着柱子一转身,上了柱子了，绝了。他没演过主角,都是傍角，来猴，来马童。专门配红花，他是好绿叶。

我的第二场戏，是在珠市口的开明戏院唱的，唱的是《空城计》，李慧芳的诸葛亮，我来司马懿，这是1934年的事。

1935年,梅兰芳在之一舞台(珠市口西边)唱《太真外传》,《太真外传》里面有一段翠盘舞，梅兰芳与姜妙香在翠盘上舞蹈，唱昆腔“赏花颂”,从1月唱到12月，12小童拿着花在翠盘边翻跟头。12小童是从各班社借的，文林社的有4个，张文麟、张文麒、田文芳和我。从那时起,我就与梅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36年，文林社上武汉和温州演出。在温州，有个资本家看中了我们这帮学生，就把文林社卖到温州了，我们就不能回家了。

远在北京的家长们，听到这个消息急了，我是独生子，像我这样的，还有好几个。

他们就去找梨园公会，梨园公会沈玉斌等负责人就去找梅兰芳：“好些小孩呢，怎么办？”梅兰芳就拿大洋把我们赎了回来。

赎回来以后，梨园公会会长沈玉斌领着我们这些学生，把梅兰芳请到梨园公会。大伙儿一起向梅兰芳道谢：“谢谢梅先生！”梅兰芳摸摸这个，又摸摸那个。

我们被赎回来了，文林社也散了，尚小云想接收这帮学生，创建荣春社，其他人都去了，教我的老师张鑫奎不让我去，他带着我在雷喜福、孙毓堃、刘宗杨等班社唱戏，外加给他做饭。

师娘搭背，动不了，老师抽大烟。两个师妹(小师妹张玉蓉后来嫁给了方荣翔)和一个师弟（叫小九）都还小，就挑上我，我也干净，绝 *** 脏衣服出门。

开始做的不好。

“先生，吃什么？”“吃烙饼吧。”

师娘说：“和面吧。”和来和去，和成面糊了。

先生问：“你没吃过烙饼？”“吃过，我妈烙的，我不会。”

师娘又让我往里面掺面，和好后，这面就多了。先生一看这面，就说了：“你这盆面，够我吃一个礼拜！”

后来回家跟我妈学和面、烙饼，三翻六转一提溜，学会了烙饼。又学炒菜，上饭馆吃饭，横盛馆、复兴楼（崇文门大街俩饭馆），我就偷看厨子怎么做菜。学了一道菜，先在自己家做，然后再给老师做，老师挺满意的：“你小子行啊！哪学的？”“偷学的。”

我不在老师家吃，回家吃。如果下午和晚上有戏，就买烧饼果子吃，也不回家睡觉，就在老师家里睡。老师家的堂屋供着祖师爷，我就在边上横俩凳子，铺块木板，在那上头睡觉。

散戏回去，老师抽大烟，叫我去贾家胡同口买冻柿子，老师爱吃冻柿子。天冷，我托着两个柿子跑着回来，手都冻僵了。把柿子拿水冲干净，切成片，给老师送去，然后又到院子里练功去。等我练完了功，老师也抽完大烟，也吃了柿子了，再给他熬粥去，等他吃完了夜宵，精神来了，有时还给我说戏，说完戏，又伺候他睡下。

第二天早上,4点半我就起床了，清扫厅堂，把中堂弄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去陶然亭练功、喊嗓子。

那时候，金少山也到陶然亭喊嗓子，拉着狗、抱着猴、架着鹰，王长林和周瑞安陪着。

金少山在陶然亭的一个茶馆里坐下，叫人沏上一壶好茶。隔着只有几百米，我们喊嗓子，他听得见，他就来了一句《御果园》里的“哗啦啦啦……”，全陶然亭的人都听见了，我们十来个一块儿喊，也没他这一条嗓子好，他的嗓子，绝了。

我在陶然亭喊完了嗓子练完了功,就会顺路买些吊炉烧饼和焦圈带回去。老师起来了,漱口水、洗脸水早就摆好了。他洗脸，外加吃早点，我开始拿顶。

上午练功、吊嗓子，下午开始唱戏，一个晚上跑两个剧场。

雷喜福有两个儿子，雷振春和雷振冬，雷振春拉胡琴，雷振冬是老生，我傍着他唱。

还有胡少安，他跟赵宝奎学戏，我也跟他一块唱过。

《捉放曹》、《阳平关》、《白马坡》、《牧虎关》都唱了，唱了有四五十出。

1937年，日本人侵占了北京。梅先生去了上海，不唱了。

梅先生1919年和1924年就去过日本，演过《天女散花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洛神》等，轰动一时。他在日本的名气太大了。但侵略既成事实，梅先生决心已下。冯六爷（冯耿光，曾任中国银行总裁）跟梅先生见面，也赞同梅先生不再登台。医生上梅家去，给他打了一针。大家都知道梅先生病了，唱不了。

言慧珠继承了梅先生的《太真外传》。在徐兰沅、李春林的帮助下，在北京演出，用的是梅兰芳的班底，除王凤卿的唐明皇外，其余都是梅剧团的人。唐明皇是李世章，拉胡琴的是黄天麟，二胡是梁顺意。我也参加了，排戏的时候负点儿责。

《太真外传》一共四本，梅先生分四天唱完，慧珠改成一天唱两本，两天唱完四本。

我在大班唱了3年，唱到16岁，嗓子就倒仓了。——几个戏班轮流唱，赶场，太累了,又没有休息时间。

原来是顶梁柱，铜锤花脸。嗓子没了，铜锤唱不了了，改架子花，等于改了行当。来什么戏？任志秋（志兴成科班出身，志兴成科班解散后并入文林社）唱《鸿霓关》，我来辛文礼。胡少安唱《珠帘寨》（又名《解宝收威》），我来周德威。还来过《取金陵》的赤福寿等等，不唱铜锤了，戏也没多少了。

好容易有点意思了，又倒仓了。父亲一瞧，大失所望：“你还是跟我磨眼镜吧。”眼镜我是绝对不磨的，我还是想唱戏，我还是喊嗓子。

我有个磕头把兄弟叫马子明，马子明唱老生，我和他一块喊嗓子。几年前在陶然亭，十来个一块冲金少山喊的，也有他。

我不仅和马子明一块喊嗓子,有时还给他吊嗓子。他是武生马德成的侄子,就住在马德成家里，我管马德成叫干爹。

干爹和裘盛戎唱过《连环套》。70多了,一张口就是正工调,我也给他吊嗓子。他非常喜欢我，演出时不找别人，就让我上台拉了，拉了《剑峰山》、《请宋灵》、《独木关》……

我为什么学拉胡琴呢？这里面有个缘故——

有一次，我上颐和园玩，回来后因为天热,就躺在院子里的一张大石桌上睡着了,结果受了凉。醒来后，嗓子没了，一个字都发不出来，把我急的。晚上还要唱《探阴山》呢！父亲赶紧请大夫，大夫说:“买七个藏青果和两个松花蛋熬了，吃了。”那叫一个难吃！吃完后休息,起来后“咿——啊——”出来点声音了，吃了点东西，就去三庆演出了。

我没私房胡琴，用的是官中胡琴，胡德泉给我吊嗓子，我说：“胡大爷，今儿您给我降点儿调门，我的嗓子……”“我这胡琴不能落。”官中胡琴，他不想来回地折腾。当时我的汗就下来了！过去唱戏，得有正工调的嗓子才能搭班。胡琴响了，调门挺高，我嗓子上不去啊。就这么唱的《探阴山》，幸亏没得倒好。回来我就琢磨，拉胡琴的怎么这么厉害，不给你降调门！

我家有一把胡琴，我试着拉调门，找着了。过门不会，我家离花市挺近的，就隔一条胡同，就跑到花市义和祥店铺去听。义和祥店铺天天都放京剧唱片，有梅兰芳的、马连良的。听完后捂着耳朵再往回跑，到家就找那音儿，找到了。

见我嗓子倒仓了，干爹就说：“你这嗓子已经倒了，再想练出来就难了。你不是会拉胡琴吗？你改拉胡琴准行，你手音好。”

改拉胡琴后，我上哪练去？花市有一洋市口，洋市口里头有一茶馆，茶馆名叫青山居，掌柜的姓孙。原来的“和声雅韵”票房搬这儿了，社长朱少峰，唱花脸的；副社长姚正平是宣武医院的院长，弹月琴；儿子姚照林拉胡琴。票房每天都有戏，请的尽是好角儿，侯喜瑞、马德成、王仲林、奚啸伯，这都是内行，也上这票房唱去。

票房里有我的把兄弟，一个叫郭叔良，一个叫杨又堂，一个叫张连鹏，一个叫穆玉秀。我们拜把子，也不吃饭，也不磕头，谁岁数大叫大爷，谁岁数小叫小爷。大爷穆玉秀，唱旦角；二爷张连鹏，唱老生；三爷郭叔良也是唱老生的；四爷杨又堂唱丑角，也是票房的总管，就让我上那儿去。

我那时是官中胡琴，侯喜瑞、马德成都是我拉。还有孙子鸣，唱旦角的；龚云甫，唱老旦的。也是我拉。那儿票房挺红火，我每天都去，拿它练琴。朱少锋，又唱花脸又打鼓。他打鼓，侯喜瑞、马德成唱《连环套》，单找我打铙钹。文武场都得灵。

我的这几个把兄弟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照片还能找出一张，还是黑白的。

我们这几个，跟马三立都特别熟。

张连鹏在天津唱《失•空•斩》，请马三立看戏，他不是天天说相声，说一天隔一天。

马三立真逗，真好玩，我管他叫“牙签”，他管我叫“风干香肠”。侯宝林管他叫三叔。不是随便叫的，有准儿的。

说相声的，还有常宝堃、高德民和徐德贵。

我们还老听曲艺，这边儿听小彩舞，那边儿听刘宝全，赶场。还有白云鹏、张小轩、白凤鸣，这仨人唱不过一女的，这女的叫良小楼，像京剧界孟小冬。都是京韵大鼓，几个把兄弟一块去听。

刘宝全饮场，但是不喝。

小彩舞，那时也漂亮，个子小，可是真会唱。我敬仰她，必上后台。

她原来学过京剧老生，“我个儿太小，就改这个了。”

“改这个好。”

“请教你……”她想在京韵大鼓里加京剧。

我给她说过《俞伯牙摔琴》里的反二黄：“呼一声钟贤弟……”《俞伯牙摔琴》要不了大腔，用在京韵大鼓里不合适，就给改了点儿。

还有一出,《连环计》。里面有四平调，她把它拿过来，我给设计腔调,加慢板、流水，新腔，与京剧很接近。

小彩舞的京韵大鼓真好，原来在北京唱，后来上的天津。史文绣的梅花大鼓，王毓宝的天津时调，我们也听。曲艺借鉴京剧四平调、反二黄、流水等，京剧借鉴天津时调、京韵大鼓的过门。王少卿也爱京韵大鼓，从里面借了好几个好过门，也包括三弦技法，揉京剧里了。二者的乐队有相似的地方。

练来练去，干爹就说了：“拜个老师。”

穆玉秀拜了王幼卿，成了王家门的徒弟，杨又堂拜了萧长华。张连鹏、郭书良两人跟我学。

我是练了不少，可真要改行，必须拜老师。

经励科有个沈子厚，我找到他，说：“我嗓子不灵了，要改行，学拉胡琴，您给我找一个拉胡琴的先生吧！”他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个。”

那天，南铁生在三庆戏院唱《宇宙锋》，正赶上杜奎三杜先生拉，沈子厚就带我到后台了：“这是杜先生。”我就给杜先生鞠躬，杜先生说：“能收不能收，我得跟我老师说说，徐先生让我收我就收，徐先生不让我收我就不收。”他是徐兰沅的徒弟。

后来沈子厚又带我去杜先生家，杜先生问我来历，我说：“我原来是文林社唱花脸的，后来搭了大班，现在嗓子倒仓了。”“你会拉胡琴吗？”“会拉。”“拉给我听听。”听完后就说：“明天带你去徐先生家，让徐先生听听。”接着又问：“怕苦不怕？”旋子我都翻了，这有什么？“不怕。”他又让我练了练唢呐、笛子和弹拨乐。

第二天，我们俩骑着车直奔徐先生家，徐先生家前后三层院子，那个阔！谁在那儿？王少楼、萧长华。

萧长华问我：“你不是考富连成的那个吗？”

“我是考过富连成。”

徐先生说：“你拉个小开门吧，少楼你吊吊。”

吊什么？《空城计》。拉完了，徐先生很满意，就对杜先生说：“你就收下这个徒弟吧。”

这一年，我18岁。

拜师以后，之一个拉的是鲜蕊芳,是替杜先生拉的。鲜蕊芳是唱梅派的,杜先生拉梅派拉的少，老拉程派。

鲜蕊芳是艺名，她本名叫陆蕊芳。妹妹叫陆蕊芬，艺名鲜蕊芬。弟弟叫陆松龄。

鲜蕊芳虽然没拜过梅兰芳,可她唱的尽是梅派戏,《金山寺》、《凤还巢》、《宇宙锋》、《祭塔》、《女起解•玉堂春》，我为她拉的多了。

我还为她编了一出《春闺选婿》，把《太真外传》里的唱腔全都揉在里头了，以唱功为主。情节跟张君秋的《诗文会》有点相似，讲的是一个女子到了婚嫁的年龄，父母让她自己选女婿，怎么选？考作诗，终于选中了一个合适的，这人最后得中状元，家里因此改换了门庭。

还有毛世来，我也给他拉。我的胡琴，赵都生的二胡。

这时候，毛世来已经和李世芳、宋德珠、张君秋一起被称作“四小名旦”了。

毛世来人好，戏也好，《红娘》、《红楼二尤》、《得意缘》、《战宛城》、《英杰烈》、《小放牛》、《小上坟》……

我唱戏也搭他的班，不为挣钱，就为看他的戏。那跷功，绝了，还有那扮相。到现在我还想毛世来，台上真好，扮相不得了。

小小姜进才，就爱毛世来。

我、马子明，裴世长是打鼓的,还有詹世普和艾世菊,这两个小花脸在科班时就傍着毛世来唱，后来他挑班，还一直跟着他。我们几个是口盟把兄弟。

那时候，我每天必去一趟老师家，寿日、年节更甭说了。他也不拿我当外人。师奶奶拿我当亲孙子似的，还特别疼我。她做寿，师爷做打卤面，我去了，先给我盛一碗卤尝尝。

我的婚事，还是师奶奶做主定下来的。

女方姓朴，朝鲜族，也在旗，老爷子生在东北，是从那边过来的。

她家住茶食胡同,却在手帕胡同上学。手帕胡同外有个烟摊,卖烟的叫李廷才。朴老爷子没事，老去那儿坐坐，也知道我学戏。朴姑娘的二姐叫玉珍，是个戏迷，经常买票听戏。李廷才就想做我和二姐的介绍人。可是二姐比我大啊，不行。李廷才就说：“她有一四妹，在手帕胡同上学。”四妹上学时天天从我家门口路过，天天都能看见，礼拜天不上学，她也上烟摊那儿，也就熟了。我就叫李廷才介绍了。

我把李廷才说的这事跟老师和师奶奶说了，师奶奶说：“相相去。”我说：“您说行就行。”

开明戏院（珠市口）见的面，坐在一个包厢里，一块儿看戏。她学生打扮，白衬衫黑裙子。看完戏，师奶奶说：“她人不错。”

师奶奶点头了，回去跟老师说。老师也点头了，又跟我妈说，同意了这门亲事。

跟杜先生刚学了不到三个月，鲜蕊芳要上东北，老师去不了，就让我去了。

按照行规，徒弟头几年挣的钱，是要拿出一部分给师父的，但师父不要我的钱，反而把他的大衣送给我御寒。我十分感谢我的师父。

说实话，当时我会的戏太少了，而且很多戏都是现学的，可到东北一拉，反应挺好。

鲜蕊芳结婚了，我又开始傍陈啸秋(有“东北梅兰芳”之称)。我傍着陈啸秋，一直唱到黑河，对面就是苏联。黑河有个西餐厅叫“冰岛”，在那儿吃西餐，烤牛肉。东北的冬天，零下40多度。那儿的人都穿着鹿皮靴，阔，有钱，拿金子和白银赌博。我在那儿买过镏子（戒指）。

1942年在东北，除了陈啸秋，我还傍过宋玉声、方荣翔、郑万年(李多奎的学生，唱老旦的)、魏德春，一人傍好几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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